革命左派（托派）的历史命运
2005-12-2 革命左翼分子 红草
人们最喜欢向托派提的一个问题
曾经有个问题，是对众多托派的最多的批评，即：托派理论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托派却迟迟不能有所实际作为例如取得革命成功。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法国革命左翼分子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中特别谈了这个问题，不过回答好象还是让人不满意（也因为他在回答时不免带有历史局限性）。
我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回答，则托派连自己都无法认同、无法坚定地斗争下去。如果我们革命左翼、我们托派不能合理地认识自我，那我们也无法合理地认识世界。
因此，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敲打、盘旋，并已有所思路，现在试作探讨。
从历史进程来考虑问题
首先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主观方面上回答，必须从历史进程中考虑。从19世纪末至今，可以发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呈现一条下降线，这与资本主义的更新发展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在19世纪末，先是出现了修正主义，在一战前，修正主义在国际共运里占了多数，革命马克思主义变为少数。后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第三国际，但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出现又进一步分化了马克思主义阵营。经历了大萧条之后，尤其是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生命出奇地延长了，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料到的，资本主义的战后持续繁荣，使机会主义（例如社会党国际）不断壮大，斯大林主义也相对稳定、发展（并渐渐地社会民主党化），此外，殖民地革命使得世界上出现了诸多相对独立的民族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基础也迅速发展起来，革命的可能性随之下降。三方面因素压缩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政治经济危机，革命因素一度亢奋。新自由主义的初步繁荣以及左右力量的政治妥协却又使革命势力回到下降轨道。
“托派理论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托派却迟迟不能有所实际作为例如取得革命成功？”——实际上，答案已经很清楚，正确的理论未必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奏效，所以这样的问法本身就有不对，因为“正确理论”和“成功行动”之间要发生联系，还需要加上一个“社会历史需要”。
革命左派的现存价值和历史命运
自然，不免有人又要问，既然正确理论要有社会历史需要才能在实际中奏效，那么革命左翼（包括托派）的现行存在还有什么意义？甚至可以想象，有人这样尖刻地嘲笑我们说：“你们托派坚持那套遥遥无期的所谓正确理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不久前，我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小站收录了香港先驱社的林致良同志的一篇文章《托派──你们为何坚持下去？》，他说得没错，“虽然托派奋斗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有信心奋斗下去”，他也谈到了“托派从一开始就是不计较一时得失与个人祸福，而坚持真理、坚决为普罗大众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出路而奋斗的”，但是他仍然回答得不完满、不彻底。
首先，必须先从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品质谈起，实际上，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是眼前利益与历史长远利益的高度统一，它不容许为了眼前的利益而采取任何破坏长远利益的权宜之计。这样空谈有点抽象，举例来说吧，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托洛茨基曾在一年内三次拒绝了列宁让他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的建议，列宁认为应让托氏在这个位置上牵制斯大林的专权，其实托氏并不是嫌这个职务太小或者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专权的危害性；相反，托当时十分积极地发起政治反对派，并力求维护苏维埃讨论自由与决策民主。托氏的实际意图是通过苏维埃民主而不是通过官僚内部的权力制衡来造成政治空气的正常。至于后来托氏的失利，也许有一部分托氏策略问题，但是托氏的这种做法却是值得称颂的，在他看来，苏维埃民主的原则不仅具有眼前的价值，而且对于长远也是十分重要的。基于这种理念，历来的托派从运动的一开始就强调工人民主——从尚未夺权的劳资斗争一开始，即在一般工人运动内部就强调工人民主。让我们看一个相反的例子，如毛泽东，我认为毛泽东主观上也是致力于反官僚的，但是在毛的理论意识里，眼前利益与历史长远利益却是严重分离的——毛靠一个政军官僚集团取得1949年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官僚领导利益的局限下，劳动者民主实际上被压制了，为着1949年革命的胜利和以后靠官僚领导搞建设的利益，毛牺牲了劳动者民主，而到了60年代，毛又渐渐出卖了官僚集团，先是四清，然后是文革，把老官僚打翻在地，这时，工人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1967年工人耿金章领导的上海人民公社），但毛又不信任工人，通过下令林彪的军队把工人的公社又解散了。莫里斯·梅斯纳把毛对工人的不信任完全归结于他个人的民粹主义思想，这种分析似乎过于简单了。我认为，当时毛之所以对工人的不信任最根本是因为：工人过去（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从未有政治经验，这也就很自然地使得毛怀疑当时的工人公社能否抵挡外敌入侵。实际上，中国的工人民主确实有过，但，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而是从1966年夏秋才开始的，任何一个冷静思考的人都不得不担忧，一个只有几个月政治经验的阶级能否在1967年初开始领导中国。脱胎于农民运动、长期依靠官僚专制而打压工人民主的毛派革命，最终未能寄望于缺乏政治经验的工人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义理论意识的混乱在其品质上的反映就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严重分离，表现为经常发生的政治投机和希望在人民心中的破灭。而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所引导出的论点却不仅为眼前而奋斗，还为将来而奋斗，所以托派理论的现存意义不仅对现在有意义，而且对未来也有意义。从宏观历史来看，我们托派其实很精明：现在的奋斗不但为眼前争得利益，即使暂时失败也能为未来积蓄利益。我们之所以自信自己的正确，是因为“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证明了托派的看法是正确的”（林致良）。在我们托派的理论中，从来都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放在一起考虑。
第二，现在与将来在理性上的统一，为现在与将来在行为利益上的一致奠定了基础，“托派从一开始就是不计较一时得失与个人祸福，而坚持真理、坚决为普罗大众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出路而奋斗的”（林致良）。历史上，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与后来许许多多托派分子在这方面的模范事例数不胜数，这一点无须赘述。无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过去历史上受到多少排挤，无论资本主义的寿命又似乎能延长了多少年，无论托派受到了敌人多少残酷无情的打击，也无论众多人民群众暂时不能接受甚至冷嘲热讽我们托派的理念，但始终有一点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者在主观上或者在客观上或者在主客观上都不能代表劳动大众的利益，惟有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无论在主观上（多少人无私地做出了奉献！）还是客观上（历史不断证明了的）都代表了劳动大众的利益。尽管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近现代历史上往往是那样的卑微，就像劳动大众在政治上往往是那样的卑微！——难道不是吗？！可是劳动大众还是要不断地奋斗，为自己利益而奋斗，——这就是我们托派在行动上的最大动力。我们在理论上不断思考、不断分析，也正因为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地提出了问题，需要回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派——为什么要坚持下去，难道还不清楚吗？
第三，革命左派（以托派为一以贯之的先锋）的现存价值和历史命运是统一的，这一点，站在21世纪初的我们，看得比前人更清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下降线正准备改写了。因为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逐步破产而黔驴技穷，斯大林主义及传统工人官僚国家纷纷破产，全球的生态遭到由于资本逐利活动而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在这种威胁人类生活的根本性危机面前，世界各地掀起了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中国、印度的崛起，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导致严重的帝国利益冲突，甚至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动因。但，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全球经济危机、生态危机，都是世界劳动大众不可承受的，人类的未来利益要么逐步葬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崩溃导致的社会瓦解中，要么用劳动民主的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代替资本主义体系以争得向人类大同递进的和谐未来。
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无论在欧美发达国家中，还是在拉丁美洲、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里，都出现了左右势力的两方面持续激化——很显然，不仅有劳动大众的左倾化，也有资本剥削阶级的右倾化，到处都潜伏和继续酝酿着社会冲突的因素。
可是，当新出现了一些革命左派或者当一些过去的派别向革命左派转变时，却发现，只有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论点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并能在这样的论点基础上来更有效地分析现实、预见将来，于是，越来越的新的革命左派借助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论点并不得不更多地参考托派的时政分析——尽管长久以来托派的人数并不多。